忆往：两个英语老师 | 老侯
老侯 | 忆往：两个英语老师
老侯/文
八十年代的英语粉，对上面这段音乐都会有印象。舒伯特的《音乐的瞬间》，是当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《星期日广播英语的》开始曲。
八十年代初，兴起英语热。电视最热的节目是Follow Me，不过，对于一般人来说，更方便的学习形式是通过半导体收音机收听广播。当时听众最多的是《星期日广播英语》，主持节目的是申葆青。
前不久，去国际关系学院办事，在家属宿舍区转悠，努力寻找当年葆青老师住的那栋楼。但是，三十多年，都变了。
去国际关系学院拜访葆青老师那年，我还没毕业。
那时，她主持着两个英语教学栏目，一个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《星期日广播英语》，一个是北京电视台的《英语时文选读》。
她并没有国外生活的经历，但她的发音被视为中国英语教学的标准音，据说是标准伦敦音里夹杂着少量的美国er音。
她的英语师承来自教会学校，她早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。
我到国际关系学院拜访她时，她刚刚搬进新居。老式的单元房，没有客厅，一大一小两居室，大间做卧室，小间用来会客。
会客的房间里，一大两小三个沙发，对面墙边，是一个放在矮架子上的电视机。
那是夏天，她拉上窗纱遮挡由阳台门窗射进来的阳光。所以，直到今天，那次拜访，记忆深刻的还有不断被风吹起的窗纱。
走进她家之前，虽然已经对葆青老师的风采气质熟悉，但是，面对面交流，依然为之惊讶，她谈吐很轻，特别注意节奏，是那种吴侬软语。
据说，因为她的星期日广播英语大受欢迎，北京电视台就邀请她开办电视英语《英语时文选读》，出人意料，她一口回绝了。回绝的理由是，学生们都很喜欢她的声音，她不想让学生们看到葆青老师已年过韶华，老迈苍苍。
葆青老师自谦了，虽然华发已生，但是，她那气质，那风度，不输给当时的任何一个电影明星。
《英语时文选读》的观众接受了这个讲英语的老师。
但是，电视上的光彩遮不住生活中的酸涩，当我细究她的生活经历，却又不禁生出几分感慨。
说起来，那个时代的人，每个人的生命中，都有不可承受之重。
像每个高校教师一样，这个圣约翰的校花，也进过“牛棚”。因长期蹲着干活，裤腿膝盖处隆起弧度，造反派斥责她没有站直，而予以惩罚。彼时，最小的儿子尚幼，家人时常抱着孩子从窗前走过，让牛棚里的她可以远远地看看孩子。
我拜访她时，她正在分居状态。这是她的第二次婚姻。她的第一次婚姻，那是她生命的不可忘记。她生命的转折源于1957的反右，我忘记了是因为自杀还是其他什么原因，他离开了她。
多年后，她和同校老师走到一起，第一次婚姻的他和她同是西方教育，而第二次婚姻 的他则是日本归国学者。直到他们走到一起，才发觉，两个个体的结合，竟然展示了东西文化观念的碰撞。
丈夫需要一个日式的夫人，而她是一个西化的女人。所以，争吵不可避免成为家庭生活的一部分。
从她这里，我知道，高知夫妻的争吵和其他夫妻是一样的。
80年代，她从事广播英语教学后，家庭似乎已经从她的日常剔除，每日沉浸于英语教学。
那时，他们居住在学校的筒子楼宿舍，所以，每次的争吵，对其他邻居来说都是一次折磨。
据说一次争吵，邻居来劝架，丈夫愤怒地指着一盆衣服说，看，衣服堆这么多，她就是不洗。
他推开里屋的房门，里面戴着耳机的葆青老师在录音。她无奈地说，那些衣服都是你自己的，你为什么不自己洗。
丈夫说，你是我老婆。
葆青老师说，我要忙英语广播教学，我能做教学的时间不多了。
最后，他们的矛盾到了无可调和的程度，“离家”几乎成为葆青老师的最高人生追求。
追踪学校分配宿舍的负责人成为她的日常之一。据说，一次她去打水的路上遇到学校住房分配负责人，再次提起分房的问题，大概没有得到满意答复，她就扔掉了暖瓶，躺倒在地，大哭起来。
我无法想象，一个那么优雅的女人，躺在校园里嚎啕大哭是怎样一幅情景？生活已经把人逼迫到了什么程度！
就在我登门拜访她之前，还有人提醒我：葆青老师精神有问题。
今天，我回过头去看那段历史，我坚信，葆青老师没问题，是那个时代有问题。
她有三个让她自豪的儿子。访谈中，她提到在美国读书的大儿子，每周都在《北京晚报》上用“小歌”的笔名写介绍美国的时文。
人前的葆青老师光彩照人，但背后的故事又不无酸涩。如果说我对葆青老师的过往经历，深深同情的话，不久前，听说的一个关于她的故事，让我感慨万千。
邻居说，九十年代，很长时间，每天下午，都看到葆青老师推着一个坐轮椅的老人去楼前空地晒太阳。
老人言语不利落，但每次见人，总是微笑，已年过六十的葆青老师总会对别人说：这是我妈妈。
她陪老人说话，给老人拍照，也给老人讲时事。她告诉别人，老人虽然语言有障碍，但心里什么都知道、都明白，所以，和她说话，对她是个安慰。
直到后来老人离去，人们才知道，那个老人不是葆青老师的妈妈，是她的前婆婆。
2009年11月，82岁的葆青老师离去，听说，之前的几年，葆青老师也已经失语。
说到电视英语教学，不得不提到八十年代的另一个电视英语老师，那就是彭文兰。
有的时候，提起葆青老师，我总是把她和彭文兰对比来看的，这不仅因为她们同是八十年代的英语教育家，同样拥有众多的学生，更因为她们之间有着诸多鲜明的不同。
葆青老师的生命里历尽沧桑，而英籍华人彭文兰的生命里却充满阳光。
经历的不同，使得她们无论从教学的内容，还是教学的形式，都有所不同。
葆青老师像学者，像满身伤痕的妈妈，她的英语时文总是带着厚重感，历史感，更喜欢让人思考。而彭文兰却像充满朝气的邻家姑娘，她选取的内容，总是轻松、时尚，试图给人快乐。
轻松，是彭文兰英语教学内容的最大特点，而歌唱常常是她教学的形式之一。
说来有点不好意思，跟彭文兰老师学的印象最深刻的一首歌，是英国民谣《que sera sera》，是一个女孩子唱给妈妈的。她问妈妈，我将来长大后会怎样？
相比于葆青老师，作为新生代，彭文兰的脸上，没有政治的阴霾，没有历史的沧桑。
葆青老师的笑，有时是苦涩的，彭文兰的笑，是灿烂的。
当我看着电视和彭文兰学英语时，常会想，这样的内容，葆青老师不会选的，这样的形式，葆青老师不会用的。虽然，葆青老师看上去，也光彩照人的，但骨子里，她是沉重的。整个八十年代，她都是用尽最后的力气在做生命的冲刺。
生活于她很沉重，而她还给生活的，就不可能轻松。